更让家长们担忧的是，减负，也许并非真的有益于孩子的未来发展。

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减负教训，非常值得借鉴。当时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社会，要求给学生减负的呼声同样强烈，教育部门当然从善如流。

怎么减负？和我们一样，少学东西，少上学，少考试。

“宽松教育”方针下的30年间，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，大体包括：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（缩减课本）、减少规定学时和 公立学校去重点化。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，《中学指导要领》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，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 天（原本6天），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，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。问题是，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，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。

首先，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，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，因而，私立学校大量崛起。

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，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，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，随之，没了要读书的学生，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。这样一来，极大地扰乱教育资源的有序分配，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。

其次，便是课外补习班迅速蔓延，课外补习费的支出初年攀升，不少家庭因此入不敷出。

要考上好大学，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，课外补习学校（日本称“学习塾”“进学塾”）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，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。甚至，许多家长发现，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，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。

最后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，“宽松教育”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，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，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 己，也不了解社会需求，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。

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，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。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，心态焦虑。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、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、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、过度补习，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——不仅无效，更可能适得其反。

“减负”并不等于公办教育的“后退”、不等于降低中小学生的课程难度、不等于不要学生刻苦学习、不等于减少学生学习时间、不等于不要考试。

但一味地减负一刀切，很可能会重蹈日本减负的历史。如何能让负减下去，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，是悬在所有人心头的疑问。

今天，我们要再次强调大力“减负”，是因为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，教育的功能从过去的“快出人才”“出好人才”开始逐渐转向“人人成才”“各尽其才”。

减负是势在必行，但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前提下，“输在起跑线上”的焦虑无处不在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减负减起来，靠的不只是一家之力，一时之言。

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言，要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，把学生和家长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以及择校焦虑中解放出来，不能简单依靠推迟上学时间、取消特长生招生、叫停竞赛、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经营等举措，而需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也正如，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冬青所说，“减负”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，某种意义上，是各类主体的合力所致。

跨越“减负陷阱”，必须厘清各类主体的责任，只有政府、市场、家庭、学校、教师承担了各自的责任，并建立问责机制，才能真正将学业负担减下来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政府不但要履行自己的责任，还需要履行对各类办学机构和教育教学行为进行“规则设计，规范治理，规律引导”的公共责任，才能最终打赢这场事关祖国未来的“减负大决战”。